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拾荒江湖兴衰史

赵胜是一名流水线上的拾荒者。每天,他紧贴着一条传送带工作,扫视、摸索、拆分,快速从里面分拣出塑料、金属、橡胶等可回收物,扔进身后的编织袋。

这里是北京阿苏卫垃圾综合处理中心,一天要处理5000多吨生活垃圾——相当于北京生活垃圾日产生量的五分之一。近十年来,赵胜所在的明珠洲际科贸有限公司承包着阿苏卫的生活垃圾分拣、回收项目,每天承担1600吨-1800吨的分拣量。

赵胜的工作是把垃圾分类做到极致。光是塑料,他就能分出十几种,而且还能分辨哪种更值钱。比如,光是一个饮料瓶,瓶盖、瓶身、包装纸的材质是不同的;拿到一个透明塑料储物箱,要把彩色的把手从箱体上掰下来,两者材质不同,透明的更值钱些。

经历过流水线上的分拣后,挑剩下的垃圾被用来焚烧发电、填埋;而那些拣出来的,将在造纸厂、塑料制品厂、金属制品厂重获新生。

赵胜们来自偏远、贫瘠的乡村,仰赖城市里的生活垃圾维持生计。他们在垃圾桶、垃圾楼、工厂式的垃圾分拣车间里寻寻觅觅,他们中也有一批人,蹬着三轮车,沿街叫喊“收废品喽”。

最鼎盛时,北京拾荒者数量达到17万人。这一群体受到的评价极为两极化:一方面,拾荒者之间的交易未被纳入国民经济系统;另一方面,他们回收的废品量和送往垃圾处理厂的垃圾量相当,为北京省下一半垃圾处理开支。一方面,他们缓解了城市垃圾围城现象;另一方面,他们游离于监管之外,在生产、交易中制造环境污染。

在非首都功能疏解、环境整治、垃圾分类等一系列政策的裹挟之下,北京拾荒群体的生存空间愈加狭小。

30多年,宛如浮萍流荡,起落沉浮。拾荒者的前半生,是底层追逐更好生活的写照,也是城市垃圾对策变迁的生动切面。过去,他们因社会发展不平衡、不充分而出现,未来也必将随着“不平衡、不充分”问题的缓解而消失。

不变的是,城市和垃圾依旧存在。

从村庄到流水线

那些被人们扔掉的东西,破袋而出,重新在传送带上展露真容。赵胜说,垃圾里有一切你能想到的东西,肮脏的、腐臭的、涉及主人隐私的,也有让人兴奋的,比如大叠大叠的钞票。

北京阿苏卫垃圾综合处理中心,垃圾分拣车间内,分拣工在工作。摄影/《财经》记者 俞琴


垃圾里捡到钱,是分拣工们津津乐道的事。赵胜的上司老夏说,早年有个分拣工突然离职去做生意,后来他听说,这人从传送带上捡到一个包,里面有几十万元现金。就在老夏向《财经》记者讲述这个未被证实的传闻时,几名分拣工附和过来,分别说起他们熟知的其他版本的分拣工捡钱致富故事。不一样的时间、人物、数额,却有着同一种功效——足以激励平凡岗位上的他们分得更仔细、拣得更有劲。

就连不怎么进分拣车间的老夏,也交过一次好运。几年前,老夏在车间检查,瞧见传送带上一件衣服口袋鼓鼓囊囊的,下意识拿过来翻了翻,里面塞着一叠钱,回去一数,整整7900元。不过现在,这种好运越来越罕见了。分拣工们归纳出两个原因:电子支付逐渐取代了传统的现金交易,纸钞用得少也丢得少了;反腐败卓见成效,往垃圾桶丢巨款的贪官少了。

对赵胜来说,脏没什么不能忍受的,“反正这个皮带,一下子就过了,脏的(东西)又不伤手”。

更大的挑战是气味。

垃圾分拣车间大门紧闭。如果没有要紧事,管理层不愿轻易推开这扇门。里面弥漫着一种类似臭苋菜的味道,浓稠的气味非常霸道,一旦粘上衣服,掸也掸不去。“进去走一下,就算马上出来,我也要换身衣服。”一名管理层员工说。

赵胜的家乡位于四川巴中。山村里交通和经济都不发达,也没有一家企业。赵胜在家带孩子,偶尔做点农活儿。

2012年春节,觥筹交错间,一位从北京回来的老乡说起,在北京捡垃圾不错,一个月能挣四五千。25岁的赵胜备受鼓舞,过完年,他带着妻子来到北京,成为垃圾分拣流水线上的两个小蓝点。

和赵胜一样,他现在的领导——巴中人许际才的命运转折点也出现在25岁。1986年,许际才月入不到30元。一位姓雷的老乡告诉他,上北京捡破烂,一天就能挣30元。

许际才说,老雷回北京那天,什么都没带,就带上了自己家的三兄弟。他也很想去北京闯闯,像老雷一样月入900元,于是恳求老雷:“把我也带上呗。”

一张12.5元的火车票,把他送到北京。来自钢铁企业的废材,有铁也有水泥,用个锤子把里面的铁剃出来,废铁能卖二毛五一斤。一天下来,许际才果真能挣到二十几元。

“我们那个时候相当苦。”许际才说,刚到北京时,没有固定住所,用块塑料布蒙住被子,和锅一起随身带着。白天到处捡废品,走到哪里,晚上就在哪里休息。

偶然的机会,寄居粪库的许际才遇到一位下来调研的官员。这人是王维平,当时在北京市环卫局工作,负责管垃圾场。王维平回忆,看到数九寒天住在粪库里的许际才,觉得他特别可怜。

1988年,许际才和另一名巴中人辗转找到王维平,说想去垃圾场捡垃圾,请他帮忙写条子。王维平答应了。

“当时我没有什么循环经济、可持续发展的概念,仅仅出于怜悯之心,觉得这些人不容易。另一个考虑就是,你捡得越多我越省钱,就不用去花钱焚烧了。”王维平告诉《财经》记者。

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,北京就成立了国营的废品回收公司。到上世纪70年代,二环路内出现2000多家废品回收站,几乎每个胡同都有。

“但是自打许际才他们一进京,迅速地把这支队伍给击垮了。”王维平说,拾荒群体的优势在于不怕丢人,背着一个破口袋,一个垃圾桶一个垃圾桶翻。废品回收公司的正式职工不会这么做,出于面子,也有体制上的原因——不管回收多少废品,月薪都是固定的。

在城乡发展不平衡的背景下,四川巴中、河南固始的农民受到高收入诱惑,前赴后继涌向北京。一如现下蜂拥而去BAT等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城市白领们。

往后数年,北京拾荒群体数量迅猛增长。据王维平撰写的《北京垃圾回收及产业化调研报告》称,20世纪末,在北京拾荒的外来人口有8.2万,其中约4.6万来自四川,约1.7万来自河南,约1万来自河北,约1700人来自江苏。

拾荒江湖滋生出大量恶性事件。1996年,许际才等人又找到王维平,说了两件事。首先是自称因王维平帮忙写条子进垃圾场而“发了大财”,想要报恩。第二桩是,北京垃圾回收市场竞争日趋激烈,以拾荒者户籍不同分成了13个帮派,这些帮派甚至有各自的“武装”,为争夺地盘,每年都有打架、斗殴等事件发生,还有人为此丧生。他们想借助王维平的力量为四川帮“扩大地盘”。

“我当时就萌生了调查这支队伍的想法。”王维平告诉《财经》记者,几天后,他召集各个帮派负责人聚餐,想要调查各帮人数、盘踞地点、主要营生及人均收入。

王维平说,为减少恶性事件,他给各个帮派分了工:四川人捡垃圾(小区垃圾桶、垃圾中转站、填埋场、处理厂),河南人收废品,河北人在四环路外接应负责向外运输再加工,江苏人则主要搞泔水和地沟油。这一拾荒格局延续至今。

焚烧不是最好的选择

呼之欲出的垃圾分类立法,让流水线上的拾荒者认为,月入四五千的好日子马上就要到头了。

继上海开展强制垃圾分类后,北京的垃圾分类立法工作也已经提上日程。《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》修订在即,草案预计10月提请市人大常委会一审。

王维平说,目前,北京的生活垃圾对策已进入减量化、资源化阶段,而垃圾分类正是实现垃圾减量化、资源化的措施之一。

就像排斥电子支付在取代现金支付一样,流水线上的拾荒者也对垃圾分类感到反感。他们担忧的是,垃圾分类后,送到末端的就只剩下不可回收垃圾了。那么,垃圾分拣流水线便没有存在价值了,他们也将面临失业。

“大不了不干这一行了,不挣这么多钱了。”赵胜说,他还年轻,随时可以在城市里找到其他工作。

54岁的徐治新没这么乐观。他和妻子是“非典”后来北京的,刚开始在填埋场附近捡垃圾。一个月下来,两人能有8000元-9000元收入。他认为这份收入还不错。曾有人找徐治新去填埋场种树,他给拒绝了,“搞绿化挣不了多少钱,一般也就3000块钱。”

2009年,徐治新成为许际才手下。他在流水线上做过分拣工,也开过铲垃圾的铲车,前后工资变化不大。徐治新说,要是分拣项目没了,年轻人还可以出去创业,但像他这个年纪,就很难找到新工作了。

拾荒者的沉浮起落,是北京垃圾对策变迁的一个切面。

王维平说,北京的生活垃圾对策是个四部曲,先后经历了“眼不见为净”时期、标准化垃圾填埋场时期、焚烧时期、减量化和资源化时期四个阶段。拾荒者的身影贯穿始终。

第一阶段,北京把生活垃圾运往郊区,“随便找个地方堆起来,简而言之就是眼不见为净”。久而久之,垃圾就围城了。北京市在1983年做过一次航拍,大致沿着现在的四环路一圈,仅50平方米以上的垃圾堆就有4700多个。

随着北京申办亚运会、奥运会,城市摊大饼似的发展到了四环。这时候,北京开始建设垃圾填埋场、垃圾收集运输体系。之后,生活垃圾被运到垃圾填埋场,“找个坑就填”。

不管是堆起来还是填起来,都会污染地下水,周围臭气熏天,同时还产生大量甲烷——其温室效应是二氧化碳的21倍。

彼时,拾荒者的大本营,大多驻扎在垃圾堆放场周围。1997年,王维平曾挨个去13个帮派的大本营调研,周末就和拾荒者住在一起。最让他印象深刻的还是难闻的气味。难闻到什么地步?大本营里冬天都有苍蝇。不管是那的蟑螂还是绿豆蝇,个头都很大,一点也不像北方常见的。

三九天,饭碗一捧,一层大绿豆蝇就在上面趴着、围着,王维平把它们扇开,马上又聚拢回来。

随着填埋场建成,拾荒者聚集到了填埋场附近。不过,由此产生的隐患也很多。汽车卸垃圾,来回冒土扬烟,偶有意外伤人事故发生。

第二阶段,是标准化垃圾填埋场时代。“标准化”是指把填埋场的危害降到最低,具体做法是:填埋场下铺设七层防渗措施,防止地下水污染;分区填埋,倾倒的垃圾当天压实、盖土;把填埋场产生的甲烷倒排出来,用于集中发电;对填埋场的污水进行处理。

国际上,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采用标准化垃圾填埋场。1994年中国首座标准化垃圾填埋场,也就是位于北京市昌平区的阿苏卫垃圾填埋场建成投产。

新对策没有彻底解决矛盾。首先,防渗膜的有效期为12年,过期后,还是会污染地下水;第二,填埋场产生的甲烷仅有一半能被有效收集;第三,填埋场占用大量土地,一旦填满垃圾,很难重新被利用。王维平说,这种土地上,盖房子地基不牢,绿化也不行,堆体里不断发热,树种了就烧根。

第三阶段,以焚烧为主的多样化末端处理方式。当北京计划建造第一座垃圾焚烧厂,也就是阿苏卫生活垃圾焚烧厂时,遭到了民间反对。据王维平回忆,2009年,全国多地出现抗议垃圾焚烧的示威游行。反对者认为,焚烧是把固体污染转化成气体污染。

当时的北京市政府官员让王维平出面和反对者进行沟通。王维平带着反对者去日本参观了垃圾焚烧厂。在日本,垃圾焚烧厂一墙之隔就是幼儿园。“参观过程中,他们慢慢了解到,垃圾焚烧的核心技术是烟气净化,有60%的投资花在烟气净化上。净化到什么程度呢?比烧油的炉子、烧煤的炉子都干净。”王维平说。

也正是这一年,许际才承包下阿苏卫的生活垃圾分拣、回收项目,进入了城市生活垃圾的末端分拣行业。他招了100多位拾荒者来当分拣工,行情好了,多招一些,行情不好了,少招一些。

截至2019年2月,中国(不包含港、澳、台地区)在运行的生活垃圾焚烧厂数量已经突破400座。王维平认为,垃圾焚烧还不是处理垃圾的最理想方式,垃圾对策的上策是第四个阶段——减量化、资源化阶段。

他给出了三个理由。第一,垃圾焚烧厂即便能克服“人类一级致癌物”二英,但产生的一氧化碳、二氧化碳、氮氧化物、硫化物等还是存在污染。第二,焚烧的产物之一飞灰属于危险废物,处置过程中暴露很多问题。第三,焚烧厂的炉渣率有23%,大部分最后还是要填埋。

断裂的回收链

早上7点不到,李军一家驾驶两辆货车,从居住的西六环出发,开向北京石景山。他们将在一个小区外支起摊位,迎接附近居民,也迎接骑着三轮车来送货的、更下游的废品回收者。

李军回收各式各样的废品。每天最多能收2吨纸、1万个矿泉水瓶,还有铁、铜、铝等金属。一年下来,刨除花销,有10多万元收入。在李军看来,这些是辛苦钱,“本地人估计干不了”。

李军来自河南固始,曾在北京东北旺卖过十年菜。随着中关村软件园拔地而起,菜场消失了。在亲戚介绍下,他进入废品回收的行当,这是个技术活,“有时看似是一块铁,其实是一块铜”,他花了一个月摸索和学会。此后一干就是十年。

收旧货也要通关系。废品回收的执照难办,大多数人无证上岗,难免被驱赶。挂靠正规公司太贵,还要服从管理。最后他凭着执拗的脾气立足单干。

到了深夜,满载废品的货车驶入位于西六环的废品回收站。这是一个藏在巷子里的大杂院,门口没有标识,走近才发现别有洞天:占地12亩的大杂院,被隔成十多个小院,分别回收纸、铁、铜、铝、易拉罐、旧衣物、塑料制品等。

夜幕中,李军要忙活一两个钟头,把分类好的废品逐一卖给各个打包站,也就是每个小院的所有者。

这不算一笔光明的买卖。

四环外原有82个废品交易集散地,这些交易点连接着城里的废品供应商和城外的废品加工厂。收购商从这里买走废品,运往河北、山东等地的废品加工厂,比如玻璃运到邯郸,金属运到霸州,塑料运到文安。

2016年,有81个废品交易集散地先后被取缔,仅剩下一家位于西南五环上的正规军。

交易点骤然减少后,外地收购商苦于寻找货源,而北京的废品却卖不出去。

李军说,从前,玻璃、木头、泡沫都能卖掉。现在,这些便宜的,或是体积大的、容易造成伤害的废品,已经逐渐退出了交易市场。许际才的流水线也不再分拣废塑料布、餐盒、橡胶鞋底了,尽管这些废品都有下游加工商。

废品回收得越少,垃圾就越多,这在北京垃圾增长量上也有所体现。交易点大批取缔的2016年,北京市垃圾增长率超过10%,而往年,这一数字维持在3%左右。

大多数交易不得不暗下进行,李军卖出废品的大杂院便是一个非正规的交易点。

一名废品回收业人士告诉《财经》记者,北京非正规的回收站最多时超过200家。现在大约还剩100家,它们陷入“被勒令拆除、死灰复燃”的循环中。它们越搬越偏,隐藏在六环外,等待城里城外穿梭的李军们——行业内将这些收集废品、将其分类和运往回收站的车称为打货车。

两年前,李军最常去的石景山衙门口回收站被拆除,他追随被疏散人员建立的新站,从五环搬到六环外。五环以内收废品的三轮车司机们没法驱车20公里赶到六环外的回收站,只能由李军这样的打货车司机扮演“二道贩子”的角色。李军告诉《财经》记者,相比五年前,他现在能收到的废品多出了三分之一。

李军的经验是,如果回收站多,打货车司机们可以分头卖货,免去排队,并且在站与站的货源竞争中获得更美好的价格。在回收站最少的时候,他和来自西城、海淀、丰台的司机一起,排过两小时的队,“夏天在车里等这么久,太费劲”。

2017年大兴“11·18”火灾后,北京南边的废品回收站曾被大量关闭,只剩下两家,队伍排出上百米。打货车司机们只好往昌平、河北燕郊跑,舟车劳顿和增长的油钱吞噬着他们的精力和利润,回到家歇下可能是凌晨2点以后了。

苦战、驱逐、萎缩

李军建了一个微信群,把藏在北京西边各个角落的打货车司机、回收站经营者拉了进来。

他的本意是,司机们能在群里相互知会,哪段路上遇到了交警查车。为了装载够多的废品,这些货车往往都超长、超高。

司机们交流起更多信息。打货车司机基本是李军老乡,群里时不时地有人要回固始,发送车找人或是人找车的信息。

哪家回收站关门了、哪里哪天几点新开业,他们也会发消息通知,免得有人白跑一趟。还有人把废品报价发了上来,最新的一条是,在某个打包站,干纸每吨收1350元,湿纸1200元。

打货车司机的小聪明成就了一个充分透明的市场,也成了一些打包站经营者们的噩梦。

“不知道多少人都想‘揍’他(李军)。”纸类打包站的90后经营者万宏俊(化名)说。

万宏俊来自一个东部省份的县城,在北京回收报纸、书本、纸箱子等,每天少则70吨-80吨,多则120吨。刚来北京为亲戚工作时,由于大棚里粉尘堆积,他十天就犯一回扁桃体炎,慢慢才习惯过来。

万宏俊本就厌恶打货车的行径。许多人送来的废纸里掺着沙子、泥巴、木板,还故意往里头层层浇水。货物数目庞大,废纸打包站很难做细致的分拣,一般只会把塑料袋、打包条等取出来。有时他明知有问题,也只能收下,不敢对这些司机说重话,怕他们不再光顾。由于坏纸比例高、杂质多,打包站曾多次被造纸厂扣钱——总价的15%、30%、70%甚至100%。

李军的微信群可以影响到大兴、丰台、石景山和昌平的部分地区,里面至少有15个不同的废纸打包站的人员。打包站都想多收货,只能拼价格,周边的价格都被带起来,谁带头降价50元,第二天货源就会明显变少,一天都瞒不过去。

经营废纸打包站的人们建过群。该降价的时候可以统一意见,可造纸厂一旦缺纸,如国内禁止进口废纸之初,或每年8月纸价上涨,打包站看到盈利机会,就会涨价、多收货。原先是悄悄地涨,有了群以后,所有人都知道了。

新开的回收站,为了吸引货源,有的发红包,有的赔钱收货,一周后再降价,也能留下一些把路跑熟的司机。但他们无法避免的是,一家家回收站倒下、重启,利润越来越薄,生意越来越难做。

掺假、价格战都不是致命打击,搬家才是。

打包站的经营者和帮手一般就住在站里搭起来的棚屋内,三四年时间里,万宏俊换过四个住处。

他最初驻扎在李军过去常跑的石景山衙门口,那里的回收站足有17万平方米,价格和利润稳定,但由于环境脏乱,2017年被政府拆除。有记者在暗访时发现,回收站存放着大量来源不明的液化气罐,回收电线时不会询问来路。这里有上百家打包站,光收废纸的就有9家左右,拆迁后,人们往哪儿走的都有,跑散了。

万宏俊接着在房山干了不到两年,在2019年搬到丰台某镇。只营业了28天后,他又被通知得搬离。同镇的另6个回收站,在镇政府勒令下,也四散去了其他地方。

他不敢怠慢,找到了四五公里外山上的一片地,过去曾有过打包站拖着不走、政府工作人员前来强制关停的案例。新的回收站在8月正式开张,他不免担忧,山路窄,不好走,拉两三吨货都挺费劲,电信手机打电话老断线,山脚下的一个回收站还在司机上山的必经之路上。定高价、压缩利润是他没办法的选择。

“一搬三年穷,搬两回离宣布倒闭也不远了。”万宏俊算了算,这次至少损失40万元。交给上一个房东的三个月租金没有退,还被赖着,即便合同里有退租约定。找挖掘机来浇筑地面一次性投入的10万元打了水漂。停工两个月,手下五个老乡兼工人每人每月的6000元的工资不能停。

他还丢了个稳定的单子。一家公司承包了固定街道的废品回收业务,手下二三十辆车原先都会到他那儿卖货。但这钱并不好挣,在他看来顶多算冲个量。公司的经理跟许多有名气的打包站有联系,擅长压价,每天也有人来找他收提成,一吨废纸50元或100元。

拥有万宏俊这样经历的人不在少数。在回收行当,能干多久、干到哪天,人们心里都没底。能开两年的回收站实属长寿。

和万宏俊一样,李军的忧心事也有很多。比如,他在北京没有社保,前景不稳定,也没有想好未来要不要交。再比如,他们家国三标准的卡车今年11月就没法上路了。旧车只跑了7年,他嘀咕着法定能开15年。报废一辆车给1万多元,买时花了8万元,再买一辆新车得花13万元,相当于一年白干。他也担忧,说不定哪天国四也没法上路了。

当初同他一起来北京干回收的老乡,大多数都改行了,开车、去印刷厂、回老家的都有。徐福声是李军的老乡,在北京从事废品回收近30年,最终选择了转行,原因是“没正规的地方,干不长,老是搬家”。

“一起干的人几乎少了一半。”李军说。

王维平告诉《财经》记者,北京拾荒者人数在2014年、2015年到达最高峰,有17万人,现在还剩不到10万人。近年来拾荒群体萎缩,有北京疏解人口的原因,有废品交易集散地大量取缔的原因,也有生活成本提高的因素。

李军也想过离开,但很快就打消了这个念头。

“哪一行又好做呢?回老家啥活都干不了。地少,一年除了化肥、农药,最多能剩1万元,加上吃吃花花和红白事,还能剩下什么呢?”李军说。